新华财经上海 4月30日电中东地缘冲突加剧以来，作为全球能源“咽喉”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反复无常，持续牵动着国际能源市场的神经。国际能源署已发出警告，美以伊战事正使全球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。这将给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输入的东盟地区带来系统性冲击。
作为东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关键参与者，当地中资企业正面临经营成本激增与转型突围的双重考验。然而，危机亦倒逼转型，凭借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，中企有望借势在东盟能源格局重构中抢占先机。
能源危机传导多重冲击显现
从马六甲海峡的航运拥堵，到曼谷街头加油站的限购长龙，中东局势正通过能源链条，深度扰动东盟地区的能源供应、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。
中国经济信息社“全球感知”平台数据显示，2026年2月底中东地缘冲突升级以来，东盟地区累计录得各类风险事件3261起。其中，能源风险事件达753起，较1-2月激增611起，占比由6.96%飙升至23.09%，表明区域风险重心正加速向能源领域集聚。
从事件内容分析来看，东盟能源风险主要表现为能源价格飙升、运输受阻、供应中断及燃油限购等，并已向城市限电、交通限行、输入性通胀等多领域快速传导，呈现由“点”及“面”的扩散态势。
在能源供应层面，东盟各国正面临供应短缺与价格暴涨的困难局面。例如，越南柴油价格翻倍，主要城市加油站实施限购；菲律宾进入能源“紧急状态”，马尼拉约60%加油站一度断供；泰国则暂停了燃油出口，推行加油站夜间关闭，并将公共交通频次削减30%；老挝超40%的加油站因缺油关闭；柬埔寨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加油站一度停业；此外，印度尼西亚面临约18%的柴油供应缺口，马来西亚油价涨幅亦超过40%。可以看到，这场冲击已从单纯的价格波动，演变为结构性的供应危机。
与此同时，危机的冲击波正迅速向经济领域传导。一方面，能源价格暴涨导致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预期普遍下调，通胀压力攀升。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，本轮冲突已使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预期平均下调0.3个百分点，若冲突持续半年，区域通胀率将额外上升3.2个百分点。
以越南为例，能源成本骤升直接导致其一季度运输成本同比上涨10.81%，助推3月CPI同比涨幅升至4.65%，通胀压力较2月明显加剧。越南统计局指出，投入成本与能源价格上涨持续对通胀构成压力，给经济治理带来挑战。
另一方面，工业、农业与旅游业遭受广泛冲击。工业领域，越南纺织、电子等制造业因电力与燃油成本大幅攀升，平均开工率预计低于65%，部分中小企业陷入停工停产；泰国制造业整体成本上升约25%，高能耗产业产量下降超过30%。农业领域，由于东盟化肥生产高度依赖中东油气原料，冲突爆发后尿素等化肥价格急涨30%—40%，导致泰国、越南、菲律宾等国种植成本显著上升，水稻、橡胶等作物种植面积缩减。旅游业同样受挫，泰国3月份入境游客数量较预期下降35%，严重依赖旅游消费的中小商户营收大幅下滑。
社会民生领域的冲击更为直观。越南因燃油配额收紧，公共交通与环卫服务大幅缩减，山区客运停运超50%，出行成本上涨逾50%；菲律宾马尼拉实施分区限电，居民生活深受其扰；印尼家庭燃气价格一度暴涨70%，部分岛屿供应中断迫使民众改用木柴；马来西亚东马偏远村落油价较西海岸高出一倍，严重影响通勤与生产。
与此同时，企业经营压力陡增。新加坡雇主联合会4月调查显示，96%的本地企业面临能源成本上升，其中六成企业增幅超10%。
分析认为，东盟之所以遭受能源冲击，根源在于两大结构性短板。一是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。东盟能源中心数据显示，东盟国家超半数原油进口来自中东。马来亚投资银行指出，东盟国家对中东能源的依赖程度普遍较高，其中，菲律宾高达95%，越南、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88%、69%和59%，新加坡也达到52%。
二是能源战略储备严重不足。东盟多数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远低于国际能源署90天的安全线。越南、印尼仅能维持20至23天，菲律宾储备不足两周，老挝、柬埔寨尚未建立国家战略储备，导致应对外部冲击时缺乏“缓冲垫”。
中企短期承压产业机遇分化
东盟地区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战略要地。根据“全球感知”平台的数据，在东盟运营的中资企业中，制造业占比达35.9%，主要集中在电子、纺织、汽车零部件及配套园区、物流等领域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本轮危机对当地中资企业而言，绝非简单的市场波动，而是一次贯穿成本管控、供应链韧性及属地经营的“压力测试”。
首先，成本端压力持续传导。国际油价波动沿产业链向下游蔓延，直接推高工业燃料、电价及园区公用工程成本。对于连续生产的高耗能制造企业，能源价格跳涨将在数月内显著吞噬利润空间。叠加航运费率上行与航线紊乱，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“两头挤压”，到岸成本与交付周期的不确定性同步增加。
其次，供应链稳定性面临挑战。能源供应不确定性上升，导致原材料、零部件等上游交付周期拉长、可预测性下降。为保障生产连续性，企业被迫提高安全库存水平，这不仅加剧了资金占用与仓储成本，更增加了供应链管理复杂度。
再次，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加剧。为应对危机，东道国可能出台限电、限油、限产、外汇管制等临时性政策，企业若未能及时调整，将面临合规与运营中断风险。同时，能源价格上涨激化的社会矛盾，若处理不当易引发劳资纠纷或社区紧张。
尽管短期阵痛不可避免，但这对中资企业来说，同样是一个带有时间窗口的结构性机遇，若能依托中国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链优势，加速实现从“产品出海”向“产业出海”“技术出海”跃迁，中企便有望在这场区域能源重构中抢占先机。
实际上，具体赛道已现分化机遇。例如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，用车成本暴涨扭转了东盟消费者对燃油车的路径依赖，电动化转型进程加速，已在当地布局的中国车企有望获益。
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副主任虞群指出，中国车企凭借电动化、智能化领域的先发优势和产品性价比，在东盟市场取得显著领先地位。
颇具象征意义的是，在第47届曼谷国际车展上，泰国总理阿努廷亲临中国车企展台推介电动汽车。这一举动也是泰国在能源危机倒逼下寻求产业突围的生动写照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本届车展汽车预订量飙升至132951辆，创下历史新高，其中，比亚迪预订量位居第一。
在能源电力领域，发电成本暴涨、电网限电、电价上行等多重因素叠加，催生了企业与居民的能源安全焦虑，中资企业在水电、风电、光伏及储能领域所拥有的技术与成本“双优势”，恰好契合区域能源转型的迫切需求。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油气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指出，中国在风电、光伏等领域产业链成熟、成本优势明显，而东盟地区气候条件适宜、市场潜力较大，具备承接产业合作的基础。
“关键不只是把东盟作为市场，而是通过产业链分工，实现本地化生产与区域整合”，陈守海强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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